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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源动态

祖源民宿:一个人的乡村复兴

文字:[大][中][小]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20-1-17     浏览次数:    

经过三次致命的历史性颠覆,华夏农耕文明最终在文革中彻底死亡,而文革后的中国,只剩下技术落后的农业。把这种低端农业跟传统农耕文明相混,是许多人易犯的常识性错误。邓小平发动的城市化浪潮,引发近30年的农民进城打工运动,“盲流”们逐渐升格为“农民工”,收入有了大幅提升,但其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。面对城乡二元对立以及文化技能的限定,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取户籍和稳定的工作,他们的命运被冻结于现代性空间的边缘。这导致了农业、农民和农村的三重危机。

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,基于青壮劳力的大规模流失,乡村的凋敝似乎已经无可挽回。对安徽某贫困县调查发现,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超过90%,而留守老人更是高达95%以上。休宁县的土地抛荒率,约为80%,这意味着,除了少数良田,大多数土地已经成为野生植物占据的荒野。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,缺席在田野调查的现场。

这是中国农业的黄昏,瑰丽的晚霞已经消失,黑夜正在大面积降临。只要在中国各地的乡村行走,人们视野所及之处,只有一些老妪和小童,出没于新旧错杂的民居,俨然是村社空间的唯一主人。人口、道德和价值的多重空心化,制造了无数农村家庭的破裂。农民工离婚率超过城市中产阶级,高踞中国各阶层榜首。夫妻、父女、母子和人与土地的分离,是乡村里上演频繁的戏剧。

两年前我在云南元阳县进行文化调研,不经意中走进一间哈尼族民居,里面竟然暗无天日。视觉适应之后才模糊地看到,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妪,孤独地坐在火塘边,双眼已经失明。她的儿女都在城里打工,而她还要负责照料两个正在念小学的孙儿孙女。我还访问过文化部指定的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,他已年逾70,子女都在城里打工,自己一身孑然,家徒四壁,唯一的财产,是悬挂在梁上的几条肉干。它们在风中轻微摆动,随岁月硬化为深棕色的物体,形影相吊,说出气息幽暗的言辞。

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传承人朱小和家里的肉干


逃离——凋敝——更凋敝——更逃离,没有任何人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。“新农村建设”铺设公路,形成沿路筑屋的新聚落模式,但这种“高速公路意象”未能笼络农民,反而成为新的离乡动力,因为上路变得更加轻而易举;电网、电视机、手机和“小时代”式趣味的普及,向“小镇青年”提供都市的巨大诱惑,与此相比,故乡变得日益老旧而穷困,早已丧失自我更新的生机。与其在无望的村社里辗转挣扎,不如向都市逃离,后者是农民简洁的选择。

这场危机最初限于经济,随后便转向制度、家庭、伦理和精神层面,形成“乡村凋敝综合症”的典型格局。离奇的死亡案件,变得愈来愈频繁而凶险,替乡村社会打上破产的血色标记。

4名留守儿童服药自杀前居住的房屋内部,肮脏凌乱的生活现场(图片源自互联网)


不妨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。2012年11月,该市七星关区街头,平均年龄10岁的5名男孩,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,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;2013年13日,就在上述同一地点,5名儿童于放学路上被工程车失控撞死;2013年10月19日,朱昌镇村民吴某全家3人被杀死,1人负伤,几遭灭门之灾;2014年4月,一名男教师因强暴12名留守女童而被揭出,受害女孩最小年仅8岁;2015年6月,七星关区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,最大的孩子留下遗书称:“谢谢你们的好意,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,但是我该走了。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,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,今天清零了!”同年8月4日,该市纳雍县再度发生惨案,一对未成年兄妹在家中被杀,血溅四壁。

作为“改革后遗症”的牺牲品,贵州毕节为中国乡村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。正如那位七星关少年所说,死亡就是它的终极梦想。它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。

但我们也已看到,都市对乡村的回馈运动正在启动,尽管它无法阻止农耕文明的死亡,却有望让农业和农村得以有限的复兴。目前出现的三种复兴路径,都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样本。第一种是NGO组织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,如崔永元和查建渝推动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培训计划,梁晓燕等人推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计划(查和梁都是我的同学)、以及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短期教育人才的“美丽中国”项目等等。它们旨在从文化层级上改善乡村的愚昧面容。

第二是有过乡村童年经验的城市艺术家,以高度个人化的艺术风格,努力改造自己的鄙陋家园。这方面的范例,是渠岩所策动的许村艺术化计划。他耗费五年以上时间,在其太行山麓的故土,制造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样板。

在渠岩的推动下,该村从打造“食宿玩一条龙”的“农家乐”开始,逐步形成艺术公社、有机农场、酒吧,高校写生基地等组合项目。音乐课、美术课和摄影课等艺术教育课程,也提升了农民的艺术趣味。它看起来很像是对蔡元培“美育”倡导的跨世纪呼应。

渠岩的未来计划,是为农民设计一种用清水砖墙构筑的信仰空间,它们貌似安藤忠雄的教堂空间。渠岩意识到,终结乡村凋敝的关键不是审美,而是信仰的重建。但问题在于,什么才是这信仰的真正内涵?究竟是要复原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,还是引入佛教、道教或基督教信仰?在新的祠堂空间被竖立起来之后,祠堂里的神灵仍然缺席,踪迹全无,而解决这个难题,可能需要耗费整整一个世纪。

第三种路径跟乡村旅游密切相关。饱受雾霾、毒食和紧张节奏戕害的都市中产阶级,利用假日前往乡村,体验绿色闲适生活,重组人与自然的关系,这已成为现下旅游业的重大母题。一个符合人文主义标准的新式乡村,不仅是旅行者的目标,更是农民的福音,它为营造城乡共同体的“山水社会”(戴志康语),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性契机。

乡村复兴,不仅要完成旧民居的保护和改造,更应确立自我造血的脱贫机制,以便动员更多农民返回故里,成为乡村复兴的主干力量。

无独有偶的是,在黄山市休宁县,一位年近70的老人,启动了“一个人的乡村复兴”计划。他就是来自上海的庞焕泰老先生。他带领自己的团队,在溪口镇祖源村租下30多栋破烂旧屋,以及猪圈和堆满垃圾的废地,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激情,拯救摇摇欲坠的徽州老宅,打造供乡愁病患者栖居的山地民宿。

仅仅短短半年时间,那些精心改造的民宿、饭庄、面包房和咖啡馆已经逐渐现身,其风格大致分为三类:以黄墙黑瓦、雕花木窗和错顶为特色的江南民居,以白墙黑瓦和马头墙为特色的徽派建筑,以及少量轻型木结构农舍。其民宿造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令那些专业设计师都束手无措。

打造中的民宿建筑,土黄色的外墙维系了古民居的文脉

带有骑马墙和飞檐的徽派民宿

庞焕泰民宿的卧房、硬木床和雕花木窗

庞焕泰民宿的室内陈设:它看起来更像是乡绅们喝茶议事的客堂

木蜡油加工后的老旧木门,推动了时光的悄然倒转


在造访中我看到,庞焕泰老先生收集和采购废旧雕花窗扇,经过仔细修缮,镶入建筑外立面,又以旧瓦铺顶,在外墙涂以黄泥与水泥的混合物,藉此还原土黄色的质朴农居风貌;而其内部则使用现代家电和卫浴设备,再配以根雕、奇石和明清家具。这场混搭游戏平衡了传统文脉和现代性的位差。

跟渠岩的身份截然不同,庞焕泰并非艺术家,而是一位飞行员出身的企业家,拥有上海旧厂房改造的丰富经验。在祖源村,他亲自制订改造方案,勾画图纸,选择建材,现场监理,外出采购,甚至自己挑土种树,浑身沾满尘土和泥浆,就像一个地道的农夫,以“泥腿子”面貌和几近70岁的高龄,远离上海的家庭,孤身投入徽州农舍改造的艰难历程,就像是一次自我献身的苦行。在当地居民口中,这位“异乡人”“以命相搏”的故事,已然演化为一段乡村传奇。

庞焕泰的第二步计划,是组建乡村经济合作组织,鼓励农民以房屋和土地入股,成为经合组织的股东成员,同时也为自己打工,凭着劳动技能去获取薪金与红利。鉴于这种自我造血机能的确立,外迁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劳力,有望得以大面积回流。不仅如此,它还能成为都市居民安放灵魂和乡愁的场所。一旦都市居民实施逃离,反向迁入村落,乡村凋敝的进程就有可能被放缓或终结。

这是乡村复兴的第一步骤。庞焕泰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飞行员思维。他喜欢以俯瞰的方式描绘他的复兴蓝图。除了深化民宿功能,令其向养生和自然疗法基地拓展,他还计划开办成人技术教育培训班,像陶行知和晏阳初所力倡的那样,从技能、知识和素养的层面改造农民,促使他们逐渐适应21世纪的生存模式。这是针对乡村凋敝综合症的“鸡尾酒疗法”,涉及旅游地产、经合组织和平民教育三个层面,是目前我所看到的最具实操性的乡村营救方案。而这种“一个人的乡村复兴”,并非仅限于庞焕泰和渠岩两人。此类故事正在多地相继发生,“引领者”们犹如零星的红点,为我们勾勒出乡村营救路线图的依稀面貌。

祖源村属于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,位于海拔600多米的山坡上,是明代开国谋臣朱升的故里。村内有树龄1200年以上红豆杉,以及罕见的数百年历史的老桂树。山坡上到处是无人打理的野茶树,在云雾缠绕中生长,低调地衬托着梨花、桃花、油菜花、桂花和菊花的轮值怒放。清澈的溪水流经每户人家门口,汇入山下的横江与新安江,带着古老的记忆,向杭州方向流去。而就在附近,穿过红石板铺就的万安老街,教育家陶行知当年曾经乘坐帆船,悄然驶出童年的码头。

万安古镇上的陶行知故居


号称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的休宁,于北宋嘉定至清光绪年间,出过19名文武状元,其徽墨、日晷、贡菊与红茶,均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牌。而县名“休宁”,更是直指其“修身养性,宁静致远”的稀有特性。境内齐云山,山石奇异,为道教四大圣地之一。所有这些资源,正是营造“山水社会”的基本素材。

我在万安古镇参观罗经文化博物馆,被那些风水罗盘和日晷所吸引。其中一台仅有五厘米大小的日晷-罗盘组合器,是我从未见过的神器。吴鲁衡家族传人告诉我,只要让晷针对准太阳,这架袖珍仪器就能准确标定当地时间。休宁县的一位朋友见我恋恋不舍,遂将她家里收藏的一台,托人辗转带来赠我,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。面对这架细小而精密的玩具,我突然意识到,时间之门可以闭合,也可以被重启。无论庞焕泰还是渠岩,个人的复兴运动,也许会以“蝴蝶效应”方式,部分地终结凋敝的现实,向迷津里的农民,提供有效的新生活实务指南,并重新开启乡村的未来。但乡村的复兴,最终只能取决于“土地归还农民”的制度性革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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